無論是在志怪小說盛行的明清，還是在娛樂業發達的今天，《封神演義》自問世以來，受歡迎程度毋庸質疑，穿梭數百年光陰，《封神演義》仍然是很好的IP，去年很火的動漫電影《哪吒·魔童降世》，就源于對《封神演義》的改編。
《封神演義》中，作者對哪吒父親李靖的設定是陳塘關總兵。在書中，殷商各關口都安排了重兵駐守，其中上馬管兵、下馬管民的最高將領就被稱為“總兵”。就書中人物而言，除了李靖，擔任總兵的還有三山關鄧九公、游魂關竇榮、青龍關張桂芳、潼關陳桐、臨潼關張鳳、穿云關陳梧、汜水關韓榮、界牌關黃滾。
當然，歷史上殷商并沒有總兵一職。總兵這一官職是在明代中葉以后才被大規模使用的。那么，反映商周時代的《封神演義》為什么會出現明朝官職？是作者出錯了嗎？
《封神演義》里的“總兵”稱謂
《封神演義》中的關隘將領雖被稱為總兵，但實質上與明代的總兵并不是一回事。《封神演義》中的總兵主要負責帶兵打仗，駐防于各個軍事要地或者交通樞紐，類似于戍邊軍隊指揮官。
由于各關隘內都有百姓生活，所以總兵兼管民事，同樣擁有地方治權，這種集軍政一身的官職，比之明代中后期的總兵，更類似于唐朝的節度使；而即便參照明朝，職權較大且同時兼管民事的，只有明朝初年“軍管區”遼東都司的將領、指揮。
明朝一代，對于遼東地區的管理是采取都司統軍駐防、分割疆土、全面管理的政策。雖說遼東都司屬于軍事單位，但仍然有不少從事著各行各業的人，也有自外地而來，出身于女真、蒙古、漢各民族的屯墾“寄籍戶”。因此，遼東地區的將領，職權上也兼管民事。
為什么作者放棄了指揮使這一參考，而選用總兵來稱呼殷商末期關隘將領，答案還要回到《封神演義》中。今天已知最早的《封神演義》是日本內閣文庫藏本，由鐘伯敬批注，共二十卷一百回，為明代舒載陽刻本。
在這一版《封神演義》中，出現了“鐘山逸叟許仲琳編輯”的字樣，是《封神演義》作者的通行說法。
有人推測許仲琳生活在明代隆慶、萬歷年間，當時的作家可沒有查閱海量資料的條件，所參考的只有前人的著作。而在當時，可供參考的有明代嘉靖、隆慶年間余邵魚撰寫的《周朝秘史》，也稱《春秋列國志傳》；以及宋元時期出現，在至治年間由建安虞氏刊刻的《武王伐紂評話》。
以周文王被囚羑里一節為例，兩本書在章節前都有收錄詩。其中《封神演義》與《周朝秘史》的詩歌就十分接近。
《武王伐紂評話》詩曰：紂主荒淫國不修，貪迷妲己損諸侯。不從西伯忠臣諫，羑里當囚七載憂。又詩曰：直言骨鯁總皆謀，君不君兮實可羞。
《周朝秘史》有詩云：七載艱難羑里城，卦爻禍福辨分明。玄機打透失天秘，萬古傳名號圣人。
《封神演義》后人有詩贊曰：七載艱難羑里城，卦爻一一變分明。玄機參透先天秘，萬古留傳大圣名。
《封神演義》大量綜合了《武王伐紂評話》《周朝秘史》的內容，但在另兩本書中，對于殷商各關城將領的稱呼是關主或城主，而《封神演義》對關城的將領稱呼改為“總兵”，應該是作者有意為之。
作者這么做，無外乎出于是方便讀者閱讀的緣故。在明朝中葉，殷商時期的官職稱呼實際已不可考，當時的作者恰逢營伍制在明軍中逐步取代衛所制度成為戰兵的主流，根據《明實錄》記載，掌都司事的，除了都指揮使以外，甚至還有掛都督府銜的。
此外，都指揮使還有管其他事務，還有帶俸無實權的。這么一來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，都司衛所的武官，在明朝名義上是官職，但更代表官階，而都指揮使的職能更大是在訓練預備役士兵上面，總兵才是真正指揮作戰的人，故而，被成功借用的是“總兵”一名，而不是都指揮使了。
“演義”中的明朝特色
除官職以外，《封神演義》中出現的其他細節，包括兵器、用品、服飾、地名等，實質上作者也對明朝當時的社會環境大量進行參考，這也使得明朝時的小說都頗具當代特色。
在《封神演義》里，有一件武器——棍。在許仲琳筆下，金吒、雷震子、土行孫以及梅山七怪之首袁洪等頗具戰斗力的角色都以棍為武器，這并不是作者對棍有偏愛，實際上，明中葉的江南地區，棍術十分盛行。
當時的明朝抗倭名將，與戚繼光齊名并稱“俞龍戚虎”的俞大猷就是一個十足的棍術愛好者。俞大猷自小就跟隨當時的武術名家李良欽學劍術和棍術，后來不斷在實戰中完善自己的技巧，甚至曾到南少林踢館，大敗并批評了少林寺僧人： “此寺之劍技（棍技，俞大猷以棍為長劍）名天下，乃傳久而訛,真訣皆失矣。”
批評過后，俞大猷為南少林僧人傳授了棍術，培養了一批參與抗倭的少林僧兵。
除了俞大猷，戚繼光、唐順之等人對棍術也頗為癡迷，而為什么當時的將領武人都更喜歡棍而非其他利器，俞大猷在自己的著作《劍經》中也給出了解釋：“用棍如讀《四書》，鉤、刀、槍、鈀，如各習一經。《四書》既明，六經之理亦明矣。若能棍，則各利器之法，從此得矣？”
明代中葉的文武通才何良臣也同樣認為棍術是各類武器的基礎，一旦掌握了棍法，其余的器械，像刀、槍等就很容易學習了（《陣紀》）。作為武器的基礎學科，元明時期的棍的風靡也從現實走向演義，在《封神演義》《西游記》等小說中，棍都是精良利器。
無獨有偶，這種現象也不僅僅存在于《封神演義》，《水滸傳》也不能免俗。
《水滸傳》成書年代約莫在元末明初，當時距離南宋滅亡不過百年光景，史料查找相對方便，因此《水滸傳》對于地名和官職相對是比較準確的，但由于《水滸傳》描繪的地域龐大，很多地名的使用也是張冠李戴。
梁山一百零八將排第十六位的沒羽箭張清，籍貫彰德府，而在北宋時并沒有彰德府這一說。北宋初，后世彰德府所在為相州，由彰德軍節度，隸屬于河北西路。直到金明昌三年（1192年）置彰德府，領五縣，彰德府這個地名才承襲下來。張清曾任職的東昌府其實也是一個漏洞，北宋時東昌府也不叫東昌府，叫博州，元朝時才廢博州置東昌路，明初改東昌府，憑此推斷，《水滸傳》成書應當是入明之后。
明代小說家對于官職、地名、武器等各類援引，是隨著書籍撰寫年代而變動的。在明代，小說并非只流傳于文化水平較高的士紳階層，更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讀物，為了方便普羅大眾的閱讀，增加小說的普及性和可讀性，加之古代對于各類歷史資料的查證困難，小說作家的筆法和名詞使用更傾向于通俗易懂，其實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真實層面上的“總兵”
那么，在歷史上，總兵是否就如《封神演義》中描寫的那樣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呢？
“總兵”一詞的首次出現并非在明朝，早在元末時，各地軍閥就冠以總兵的稱呼，比如王保保 （擴廓帖木兒） 就被稱為小總兵，以當時的慣例，總兵是對軍隊統帥的俗稱。
明朝的兵制承襲并發展了元代兵制的特點。明初，由于連年戰火、地廣人稀，為了建立有效統治，明太祖朱元璋廣置軍管區，建立衛所制度。從中央到地方的管轄秩序為五軍都督府、都司、衛所體系。五軍都督府和都司在名義上分別為中央和地方最高軍事機構，都司下轄衛所，各都司所率衛所隸屬于五軍都督府，聽調令于兵部。
但在當時，總兵名號仍大量保留在軍隊序列中，早期的明廷各邊普遍設立了鎮守武將，作為各地的鎮守總兵官。這種總兵官，不是對統軍將領的俗稱，而是從部隊總兵官演化而來的正式營伍官。
到了明代中期，由于軍戶軍屯被侵占，出現大量逃役的情況，原本的都司——衛所體系已不堪大用，這時募兵制逐漸取代衛所制，成為明朝戰兵的主要力量，營伍制也隨之興起，“總兵”這一稱呼也隨之演變成對各省鎮營伍最高軍事首領的稱呼。
明代中后期的募兵制與宋代的募兵制不同，宋代募兵制偏向于“募土人就所在團立，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，或募饑民以補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隸給役。”也就是兼容并蓄、各樣接收，哪怕流民、罪犯也不排斥。
相比之下，明朝的募兵制更傾向于從軍戶中募集服役。《大明會典》中提過，嘉靖年間為了充實營伍，招收“各衛所官軍舍人余丁 （軍戶） 。”除了營伍制的軍人外，總兵—副總兵—參將—游擊體系下的將領軍官也多是軍戶出身。
崇禎時期重要武官唐通，先后擔任宣化總兵、密云總兵
明中葉以后的總兵，作為營伍制度下武職擔任的最高長官，官階并不固定，權力高于都指揮使。但整體的指揮權仍然歸各鎮總督等文官之手。明清兩代重臣洪承疇在松錦會戰時擔任薊遼總督，統領包括吳三桂在內的八大總兵，當時因為總兵駐地不同，統轄兵員的數量差距很大。
現實與演義的融合
正如《中國文學通史》中所評價的：“ （《封神演義》） 有的地方千篇一律，公式化……由于寫得比較粗糙，在情節的發展上，還留下一些漏洞。”
《封神演義》的作者生活在隆慶、萬歷年間，恰逢衛所制與營伍制交融。總兵一詞，自永樂洪熙年間就已成為對戍守一方將領的稱呼，到了隆萬年間又因營伍制的盛行而被廣泛應用。雖然總兵屬于明朝的官職名稱，但對于當時的民眾而言，總兵這一稱呼儼然可以代表鎮戍邊地將領。
或許在作者看來，總兵相比節度使、指揮使等其他稱呼，通過現實融合演義，更能給當時的讀者最直觀的感受。
據鳳凰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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